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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不是药神》对中国院线很重要?

文/徐若风


想必大家平时都能看到的这样一句话,“中国拍不出能改变社会的韩国/印度电影。”这类表述虽然深究起来不够准确,但又的确在社会性这一层面上,指出了如今我们商业类型片市场的一处症结所在

 

韩国、印度等国家,每年都会生产这类具有人文关怀的同时兼具温度与力度,即叙事上工整好看、情感上打动人心的类型片,比如《辩护人》、《熔炉》、《摔跤吧!爸爸》等作品。这些电影通常能够将社会问题的探讨面向尽可能广的全年龄段受众群,在商业价值与社会性上做到平衡。但是,在我国的主流商业电影市场上,这类影片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

 

近期上映、取材自现实的《我不是药神》,显然有意于填补这一空缺。如果说,前些年陈可辛的《亲爱的》开启了这扇门,那么今年的这部《我不是药神》,则把这扇门继续往前推开了一大步


影片通过程勇的几年代理卖药的故事,揭开了21世纪以来我国慢粒白血病患者面临着的“寻医、买药、救命难”这一生死疲劳,并在第三幕进一步上升到人情与法律的探讨之上。黑色幽默的喜剧外壳之下,包裹了复杂的社会议题和对生命的关怀与敬意。

 

徐峥饰演的程勇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神油店老板,身无分文的他面临着儿子抚养权即将被夺、父亲身患绝症奄奄一息的悲惨境遇。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从此“卖药五人组”开始了从印度走私仿制药(“印度格列宁”)的生意。他的初衷不过是从中赚取巨额的差价,但也因此而救了不少人命。在国内售卖未经得许可的药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正版药厂与警方的追查、竞争对手的诬告,太多“毁掉一生”的转折点在等着程勇。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是片中另一个药贩子对程勇说的话,也是影片对现实投射最为见血的地方。


高价药,有形之中是救人的途径,无形之中却是杀人的利器

救富人的命,交钱、拿药、住病房,是天经地义。救穷人的命,违法、走私、吃牢饭,是无可奈何。


作为新人导演的文牧野,在首部独立处女长片中,就选择这么一个拥有巨大话题度与争议性的社会题材,无异于行走在独木桥上。如何拿捏权衡生与死之间的情、理、法三者之间的角力?如何在限制之中创作出尽可能保有突破的态度?


这些即便对于老导演而言都是巨大的难题,他却能面面兼顾,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最难得的,莫过于他在对法理与人情的“中间灰色地带”背后故事的挖掘与立场的选择上,处理地非常坚决与勇敢——选择站在弱者的一方,质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为病患与“违法者们”发声呐喊。


在几场重要的戏份上,比如大闹假药贩卖会场、两位配角戏剧化的去世方式等情节点,电影一度被引向了较为刻意的境遇之中,但却丝毫没有令人生厌,与之相反,令人产生的是感动之情。这样的煽情模式能够奏效,与导演对小人物的洞察与塑造、演员们精彩的群戏是分不开的


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并不在于题材的稀缺(毕竟我们见识过太多好题材被拍毁),更取决于影片对这些小人物生活状态和情感转变的精准摹写。


主人公程勇的形象在电影的前后半部中大相径庭。身为一位大腹便便、前途茫然的中年男子,面对慢粒白血病的病人们,他从单纯想赚钱的利己主义者,到不顾一切来救命的“药神”,大起大落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改变,将影片的核心之一展现出来——何为小人物的“英雄主义”?徐峥以令人信服的表演给出了鲜明的答案。

 

饰演吕受益的王传君的表演,则是我个人认为的全片最佳。在散伙的雨夜,面对程勇的“滚”,前后从不敢置信的尴尬笑容,到激动地嘴角一抽,再到巨大的失落,不多的表情变化中却拥有着多个层次的心理转变。另一幕令人感到惊艳的,则是他在自杀前望着家人时眼中的平静充斥着复杂的情感,一言不发的沉默暗示了他要选择自杀,不给程勇等人造成后续的负担。


而饰演思慧的女演员谭卓,虽然低调,却能够不断地予人惊喜。她在出演过的《春风沉醉的夜晚》、《Hello!树先生》和《暴裂无声》、《西小河的夏天》中,都以不多的戏份献出了精准的表演,在《我不是药神》中同样如此。即便只是配角,但谭卓依旧将一个性感而又朴素的母亲演绎地恰到好处,几场在夜店、会场里具有细腻感的爆发戏也都叫人印象深刻。


机缘巧合之下,在六月就看了两遍《药神》,每次观看至结局,都难免会心生感慨。


在这个现实中并不会出现的长街送行的场景中,无数患者前来目送并相继摘掉口罩,而去世的吕受益和黄毛也出现在人群中,大家都开心地笑着。以笑写悲,以群体性的纪念来传达更坚定的理念来升华人物,无法令人不心生动容


影片最后的字幕,让观众最终了解到这十多年的对抗慢粒白血病的长跑,是一个无数人努力的过程。国家将正版药列入了医保,药品的价格下调到正常水平,并在今年正式取消进口药品的关税,存活率也在十五年间上升了超过50%


虽然《我不是药神》绝非一部完美的力作,但却在当今有着“多一部是一部、走一步是一步”的珍贵意义——我们的观众需要这类具有现实主义质感兼具社会性的类型片出现在大银幕上;我们的市场则更需要有创作者站出来直面社会问题,拍摄这类稀缺存在的“良心电影”。

 

它的出现,不仅是一次敢于直面他人不敢发声题材的冒险,更是一场对我们时代发展洪流下底层小人物的理解与关怀。它的过审,更意味着如今审查制度的“人性化”,审查的环境亦在逐步放宽与进步,未来有希望出现更多的《我不是药神》,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社会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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