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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社会是我们呼唤的?这是《宝贝儿》抛出的问题

本周上映的《宝贝儿》,讲了一个因先天无肛和智力缺陷而被父母抛弃的弃儿江萌(杨幂),尝试拯救另一个被父母宣判了“死刑”的弃婴的故事。

导演刘杰把由保障制度和法律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摆在了台面之上,构成一道探究人性与道德的选择题,以并不批判、拒绝煽情的姿态,对这些问题进行克制而又真诚的反思。



电影围绕江萌,设置了三处困境,这些看似从外部袭来,实际上也都是逼着她开始面对自我的问题——与孩子父亲的争议、偷孩子的困境;不能和养母同住的收养规定;是否要坚持“自己是健康的”,还是办理残疾证来更容易地工作。

最后,一件件事的落空与妥协,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了她身上。

她想要和自己的养母生活在一起,但却逾越不了制度的规定,只能母女分离。

她想让孩子活下去,获得正常的家庭关系和未来人生,最后却不得不面对死亡的结局。

她想要坚持自己“健康”这一身份认同,却最终拗不过社会对她的施压。

刘杰没有把电影处理成滥情、俗套的“残障人士卖苦片”,也没有偏向对立阵营的任何一方。他的立场是完全是中立的,只是把人物与事件呈现并抛出来,设置成一个具体的道德困境,并未作出任何解答。因为在现下,这些还处在一个无解的状态,并不存在更好的解决方案。

而这,也引出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性思考。


江萌一直在电影里问“为什么?”。对着女儿的父亲,问他为什么要抛弃自己的孩子;对着执法者问为什么自己不能给半身不遂的养母正常的养老送终,只能让她被送去养老院。

其实这些“为什么”,指向的都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有着对残障人群体产生保障制度的社会,仍旧不是我们所想要的社会?问题究竟出在哪?

因为,现实社会的规则是由强者为弱者书写的。大部分弱者的确都能受益,甚至有部分弱者如电影中所展现的,会靠残疾证挂名到别的公司获得两份工资待遇、会通过临时改造拆迁房获得“精装修”待遇。

但是,还有一种人,却会成为这些背后的“牺牲者”——江萌,就是这个人。

保障制度缺乏柔性的弊端,在她的身上获得了印证。不是每个人都能擅于利用规则,越老实和越一根筋的人越不容易保护自己。而电影里的江萌,甚至已经到了敢于惹祸上身,不断尝试去和制度碰撞的地步。

说实话,这个不够讨喜的人设肯定不会被所有人接受,但她真的有自己存在的价值。

江萌努力地在不能被人理解的处境里撞得头破血流,让我们不得不直面保障制度的一些问题所在。它所保障着的,不应该仅仅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残障人士,这只能算是它的底线。它更应该具有柔性,去保障这个群体内部,那些因为“不擅于利用”而受到伤害的单纯之人。这些特殊情况,就像江萌一样,她向这些制度“硬撞”上去,才能发出声响和回音。

电影的两位主角,江萌和小军,不仅是这个群体的缩影,同时还传递出了在中国探讨人权问题,尤其是弃婴问题的必要性。我们对残障人士的保障制度还有很多的缝隙急待填满,我们的社会对他们的认知还处在不高的水平。

具2012年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显示: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在5.6%左右,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100万例,平均每半分钟就有一个出生缺陷儿降生;其中,30%在出生前后死亡,40%造成终身残疾——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每年10万弃婴的一员。

令我没想到的是,《宝贝儿》在首映后,在豆瓣会产生那么多的争议。大部分,都是对杨幂的尬黑罢了。

我不想夸杨幂的演技,因为有目共睹的是,她的确还是不够出色;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她的转变。执拗、倔强,是江萌的性格,也契合杨幂在电影中的形象。正如前文所言,她出演的是一个绝不讨喜的角色,低于常人的智商、情商,并不高的受教育程度,都让她更容易一次次陷在两难的处境里。杨幂尽自己所能地进入角色,已经让人对她改观很大。


而李鸿其的表演,则是我更想要提的。

他饰演的小军天生聋哑,和江萌一样被父母抛弃,在成年后靠聪明和残疾证,做上了一份体力活。可以说,李鸿其几乎贡献了整部电影的“戏眼”:

一处,是在江萌决意出发前,手语艰难地打出:“孩子活下来还不是和我们一样”。

另一处,是收尾处和江萌坐在出租屋的床上表达真心。

虽然这不算李鸿其最好的一次表演(《醉·生梦死》),但绝对是他作为男配角出演的目前最佳。他不仅用手语完成了超越台词念白的肢体表演和情感传达,同时也在角色不同的转折点与状态里游刃有余地切换,是绝对意义上的天才演员。


没有办法不拿正在上映的《找到你》和暑期档的《我不是药神》,来比对这部同为在法理与人情、制度与现实等问题上产生探讨的院线片。

但实际上,这三部电影走的是截然相反的路径。《找到你》和《药神》高度类型化,分别走悬疑惊悚片和喜剧路线;《宝贝儿》则没有选择投靠固有的类型,而是由着人物来进行创作上的摇摆。

导演刘杰显然比前两位导演创作出了更贴合于真实感的影像,延续了自己《马背上的法庭》、《透析》、《碧罗雪山》一路以来的电影观念来抵达现实——被弱化的戏剧性、克制的煽情、紧凑的节奏。

此外,《青春派》之后,刘杰的又一风格是维持“自创作”式的剧本。《宝贝儿》这部电影里几乎所有的群演,都与自己生活中是相同的身份;剧本上,则基本没有既定台词,只有故事的大纲和走向。这要求演员和全素人的群演,通过临场思考自己身处的情境,来创作台词,从而捕捉他们真实的表现。


最后,很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全片我最喜欢的部分:江萌和小军临近收尾处,坐在床上的那番对话。

我难以自持地流泪,因为影片两个主人公的心,比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善良很多、温柔很多,但却只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中,连阳光都是以一种施舍的样子照进来。

但面对这样的群体,我又能做什么呢?到底什么样的社会是我们所呼唤的?

这就是《宝贝儿》向观众,在最终抛出的问题。

并不是没有答案。我们呼唤的是这样一个社会:

每对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无论选择救助还是不救,都应该选择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非抛下、不面对。

坚信平等、给予善良,社会需要给所谓“不完美”的生命,提供一个平等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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